苏州合同律师

        【合同履行规则】现行法律对合同履行地规则设置的缺陷

    在民商事合同纠纷诉讼中，由于法律规范存在冲突以及内容解释上的不一致，使同样是给付金钱为义务的合同履行地在审判实务中的确认政出多门，其直接后果是大量管辖权异议案件涌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并不理想。对合同履行地确认规则作一个明确的界定和分析，是我们解决法律适用问题的前提。 所谓“合同履行地”，通说认为指“合同规定履行义务的地点”，也即义务清偿地点。现行《合同法》、《民法通则》和《民事诉讼法》，对合同履行地概念的表述略有不同，其中《合同法》和《民法通则》作为实体法对其表述成“合同履行地点”，而《民事诉讼法》作为程序法则称其为“合同履行地”，两者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是各法在立法中对本法所要解决问题的侧重面不同而规定的一个地理概念，在法律概念上是相同的。审判实务中我们通常遵从特征履行地规则同时兼顾实际履行地规则。

    1、特征履行地规则。此规则以当事人履行合同特征义务的地点来确定合同履行地，是目前占主导地位的评判方式。在合同约定的众多义务中，必有一个能反映该合同之本质特征的义务，只要是双务合同，非给付金钱义务最能反映该合同的特征，因而一般认为以此为标准确定合同履行地是适当的。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双务合同，非给付金钱义务是区别此合同与彼合同性质特征的标志点，且以该特征为依据确定合同履行地。[2]如买卖合同中一般认为其特征义务应是标的物的交付，即所有权的转移，都以该特征义务履行地作为该合同的履行地，《适用意见》第19条、《合同法》第62条、第141条、96年最高法院《关于在确定经济纠纷案件中如何确定购销合同履行地的规定》等都对买卖合同履行地进行了界定。加工承揽合同、财产租赁合同、补偿贸易合同供用电、水、气、热力合同等等，都是按照合同性质来确定履行地，而合同性质一般根据合同的名称来确定，若名称与合同中权利义务不一致的，应按合同中约定的权利义务的内容确定合同类型，再确定履行地问题。

    2、实际履行地规则。合同履行地是指实际履行地、约定的履行地还是民法所规定的履行地，众说分纭，理论与实践也一直是各说各的理。最高法院关于民诉法《适用意见》中第18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如果合同没有实际履行，当事人双方住所地又都不在合同约定的履行地的，应由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操作中又分几种情况，合同有约定且实际履行地与约定一致的，按《适用意见》18条确定管辖，合同约定了履行地，但未实际履行，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住所地与合同约定的履行地一致的，原则上也可以适用18条规定，而如果合同约定了履行地，实际履行地与约定的不一致，或者没有约定履行地却又实际履行了，又或者既没有约定，也没有实际履行，如何确定案件的管辖，《适用意见》中就不甚明确了。以买卖合同为例，96年最高法院《关于在确定经济纠纷案件中如何确定购销合同履行地的规定》的司法解释，也强调在实际履行中双方当事人以书面或一致认可的其他方式可以变更约定，并明确了虽有约定但未实际履行的，不依履行地确定管辖。也就是说合同只有在约定了履行地并已实际履行且约定的履行地与实际履行地又相一致的情况下，适用相关法律才无任何障碍。

    笔者以为，目前占主导地位的两项规则，看似简单，但实际操作中非常复杂，与规则相对应的各种解释又有不协调之处，特别是我国所采用的特征履行地的概念，在审判中的确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缺乏确定性和可操作性。特征义务规则将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各项权利义务分为主要和次要，并以主要权利义务或者特征权利义务的实施地确定为讼争合同履行地，是不可取的。绝大多数合同属双务合同，当事人的主要义务是给付金钱义务或非给付金钱义务。按合同理论，这两种义务是互为权利、相互平等的，不存在主要的和次要的问题。[3]这正如王利明教授所说的：“根据义务对合同当事人双方的重要性来区分主要和次要义务是困难的。因为对履行义务的一方可能是不重要的，但对接受履行的一方却可能是重要的。同时，从利益角度考虑，也很难确定。因为有许多合同双方的义务并不是对等和对价的。”[4]

    比如买卖合同“出卖人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法律行为，决定了买卖合同是双务有偿合同，因此买卖合同的双方既是权利人又是义务人，不管是出卖人还是买受人都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价款也是财物，仅把买卖合同中标的物义务的履行看成特征义务而不把价款义务的履行看做是特征义务的履行，厚此而薄彼，显然从理论上是讲不通的。[5]再比如无偿合同，一方交付标的物的行为并不是根据对方作出的相应对价而承担的义务，在对方没有付出对价的情况下，也应当负有交付赠与标的的主要义务，所以从利益关系上很难确定主从给付义务。在市场经济中，由于交易行为千差万别，因而许多新类型的合同不断出现，其中的主要权利义务或者特征权利义务是什么，无法就现有的合同名称来归纳识别，如实践中的无名合同、名为买卖实为加工承揽合同的交易行为等等，给合同履行地的确定带来诸多困难，特征义务不明确给争管辖提供了借口。再者，特征履行地对每一类型的合同都需要确定一个特征义务，这会导致管辖规则的膨胀，《民事诉讼法》不可能穷尽所有的合同，而对合同特征义务本身的争议，也会影响到管辖规则的确定性。因此，以特征履行地确定管辖是不合理的。

    实际履行地规则虽然强调了法院与合同案件的密切性，但对履行地过于苛刻的限制，与现代市场交易的方式不相适应，市场经济也不可能只限制于法律所规定的几种交易方式。比如分别位于甲地和乙地的合同双方当事人，双方约定在丙地(买方仓储所在地)交货，因卖方市场行情较好，来不及出货，而买方又急着要货，经协商后卖方将卖给别人的一批货在丁地先行交付给买方，故实际交货地在丁地，买方将货运回丙地仓库后，发现有质量问题后发生争议，按司法解释的规定，该案当事人以双方认可的其他方式变更了履行地，须由与案件联系很微弱却是实际履行地的丁地法院管辖，而如果由原约定的合同履行地丙地法院管辖，显然对双方当事人和案件的查明都有利，所以，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将合同履行地限制为实际履行地，既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也不符合现代交易的需要。[6]